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下，境外投资已然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强劲驱动之一。国有企业践行“走出去”发展战略，其本质是在拓展境外市场、打造国际化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境外投资风险，确保境外投资能够健康有序进行。因此为了尽可能降低高风险组态影响，国有企业必须以重大风险点为导向，以风险审计治理为手段进行境外投资，避免国有境外资产的流失。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现状

2013年9月和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国有企业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境外投资。截止2022年末，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4,509.01亿美元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52.4%^①。下表1为自“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有企业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中占比情况，表明了近十年来国有企业仍是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主体。

表1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国有企业占比统计表^②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②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

（一）国有企业内部经营风险

提到国有企业内部风险，就不得不提到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作为国有企业与外部主体间发生联系的法律基础，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本质上属于治理层面的组织结构，其在法律意义上能够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主体，以此来保证国有企业具备合法的义务和权利。但这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人问题，导致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下降，甚至出现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问题，特别是在第一大股东股权为国有股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加大，产生较大的经营风险。而经营决策风险本质上也是国有企业内部重要风险来源，特别是对于境外跨行业经营来说，由于信息传递、经营经验等问题，同样会导致国有企业内部经营风险加大^[1]。

（二）市场环境风险

市场环境的变化本身就代表着风险，如果国有企业没有在经营过程中对市场环境做出精确判断，就会大大降低国有企业投入资源的利用率，并间接导致国有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进而大幅提升国有企业市场风险。另外市场透明度也在无形中体现出投资者对于信息获取的可能性，如果出现境外市场不透明的情况则会导致投资者交易运营成本显著提升，反之市场透明度较高则象征着市场运营成本也会同步下降，此外如果国有企业能够收集到境外投资竞争对手信息，则意味着国有企业市场成本也大幅度降低，从而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境外投资风险。

（三）政治与法律风险

首先，政治稳定本身意味着投资可持续性，面对一些极端意外情况，如战争、政变等，国有企业一般可以科学理性规避，但由于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变化所导致的境外投资风险问题则很难提前规避^[2]。其次作为市场监督管理者，东道主国家主权政府的施政行为和风格也会引发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审计治理对策

（一）识别高风险组态

审计治理需要精准识别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高风险组态，这一过程中较为科学的方法是通过比较来精准识别各个高风险组态的特征^[3]。审计治理应重点进行国有企业控制测试，着重分析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状况，以及是否构建起完善的责任运行机制。

如果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国有企业具备强治理结构，则继续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进行判断，而这主要根据该国家的主权信用评价进行判定，一旦境外投资项目天然存在政治不稳定、强治理结构等一系列因素，则意味着此项目本身属于由政治风险作为主导的高风险组态。

如果在审计过程中明确此国有企业确实为弱治理结构，并且对应的东道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性趋势未能产生预期效果，则意味着该地区的经济不稳定性风险正在加剧，同时经过调查发现该地区的市场效率相对较高但存在较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其市场本身处于市场主导型高风险组态，其核心特征为市场环境风险极大并且政府主导效率相对较低。

（二）分析高风险组态

高风险组态的形成原因和因素一部分源自东道国政治和市场环境，这是因为政治和市场环境的不稳定性会导致意外情况频发，其在工作内容上已超出了审计工作的范围^[4]。面对这一情况，想要转变高风险组态成立条件，审计治理必须将审计监督重点转移到基于政治和市场环境的投资决策上来。

此外，国有企业本身的弱治理结构也是导致境外投资高风险组态的关键因素，只要弱治理结构的国有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后续就有可能出现重大风险，这也使得国有企业必须将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作为转变境外投资高风险组态的关键手段。相较于政治和市场环境因素所导致的高风险组态，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问题应当作为审计治理的重点事项之一。

（三）应对高风险组态

通过对高风险组态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高风险组态的出现本身具备一定前提条件，因此在应对高风险组态时的重点便是改变发生条件^[5]。因此在审计治理中，应当从以下两点开展应对工作：

一是基于政治和市场环境的投资决策审计。审计过程中应当及时接收来自国有企业内部的重大信息反馈，比如内部审计报告、报告和申报、监督和检查、举报渠道等，以便发现并纠正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决策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违规决策、管理不当、风险评估和信息披露不足、不当竞争、设租寻租和特殊利益往来等情况。并在必要时召开专家研讨会，分析境外投资决策事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严格落实责任制度，针对具有重大失误的人员进行责任追究，以此来推动境外投资决策的合规性和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性。

二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审计。审计过程中应当对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合规性、有效性和透明度进行全面审计和评估。在组织结构和责任制度方面，应当审查国有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等机构的设置和职责分工；在内部控制方面，应当审查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管理等环节，并提出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和改进建议；在决策程序和决策效率方面，应当审查国有企业决策过程中的合规性、透明度和科学性，以及决策结果的有效性和实施情况；在信息披露方面，应当审查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和实践，包括财务报告、年度报告、内部审计报告等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会在特定条件下出现，基于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加强风险分析和评估、加强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加强监督和反馈等措施，有效降低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有效利用，促进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车路遥.中国国有企业“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面临的特殊规制及解决思路    [J].国资报告,2023,(10):82-85.  

[2] 唐晨曦,杜晓君,冯飞等.“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基于来源国合法性溢出视角[J].技术经济,2023,42(04):125-136.  

[3] 朱滔,涂跃俊.专业化功能定位与竞争类国有企业投资羊群行为—基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准自然实验[J].财经研究,2023,49(04):20-34.  

[4] 田海.“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法律风险与应对[J].中国商论,2022,(21):37-39.  

[5] 宗孝磊,邓红武,闻立平等.大型国有企业投资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电力勘测设计,2023,(01):22-25+67.

（1990.6- ），男 ，汉族 ，江苏南通，学历：本科，职称：会计师，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税务、审计、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