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城乡关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征是超大人口规模，而这个超大的人口规模又分布在960万广阔土地上，其中部分地区是城市地区而绝大部分地区是农村地区，因此城乡融合发展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城乡的融合发展，推动城乡差距缩小，提升农村经济社会的内生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必答题。客观来看，纵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可以说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是人类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城乡的对立。而马克思认为，要实现城乡融合必须依靠生产力的进步从而消除城乡分工在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异，即“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J.H.伯克（1934）最早提出了城乡的“二元结构理论” 明确指处了农村和城市的差异在本质上是生产方式的差异，即“非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割裂”，而这种割裂不是一个西方的融合政策能够很快终结的暂时现象，其在发展中国家必然具有持久性的特征。伯克之后，希金斯（1956）对伯克提出的“二元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导致“二元结构”是技术水平、福利水平较低的本地经济与技术水平、福利水平较高的外来经济之间的对立。在希金斯看来增加资本的投资、促使工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推动农业的机械化和规模化是打破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有效手段。伯克之和希金斯之后，刘易斯（1954）用传统和现代来描述二元经济结果的对立，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继承了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其贡献在于他们指出制度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理论在在东亚、东南亚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但在面对南亚和黑非洲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它们无法解释上述地区出现的“逆城市化”的趋势。对于这个问题，Gould（1995）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它认为是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后的生活困苦造成了其只能迁回农村谋生所造成的。Todaro（1997）进一步描述了农业劳动力往城市迁移的困境：受教育水平、技能等因素的限制只能从事低端就业甚至通过犯罪谋生，并进一步指出了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足以满足如此多的农业人口迁移，而造成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就是上述地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城市产业发展的单一。可以说以往的经典理论给与了城乡融合发展足够的关注，但对于如何解决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却显得束手无策。

新质生产力理论（习近平，2023）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了“生产要素创新配置”是新质生产力三大动力来源之一，同时“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进而使得人们对要素合理流动的重要性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为人们观察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分析工具。

二、分析工具-新质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相较于前人而言最大的特征在于其并非就生产力研究生产力，而是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生产关系中来考察，进而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理论，将生产力的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如果生产力发生了变化，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进而社会关系，乃至整个上层建筑都会随之发生改变，最终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高级的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因此，坚定不移推动生产力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较有什么不同呢？这是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枢纽。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来源与传统生产力不同，传统生产力动力来源于要素投入的扩张，而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则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其基本内涵：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其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由此可以看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这就必然要求提升要素流动的自由度，给与各种生产要素流动充分的自由，这样新质生产力才能在新质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得到充分的发展和释放。

三、城乡融合视域下如何推动新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要素流动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国外相关研究聚焦于城乡间要素流动的类别以及要素间相互作用对城乡发展的影响。如：Princeton（1975）认为城乡要素流动主要体现在人口、商品、资本、社会和公共服务五个方面。Gugler（1991）指出，“人口、商品、技术、货币、信息以及思想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是城乡发展的本质特征。国内学者对城乡要素流动问题的关注始于劳动力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研究。如：段娟、曾菊新（2004）较早关注了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的问题。国内学者也从流通成本、居民权益等视角讨论了资源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障碍问题，并试图构建促进城乡间要素流动的机制。如：夏春玉、张闯等（2009）、张国献（2012）、韩俊（2018）、郭素芳（2018）等。

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来观察要素流动，那么其突出问题在于要素向城市单向聚集，导致了农业农村的“空心化”（郭素芳，2018）。刘维奇、韩媛媛（2014）的研究指出，我国资源要素无法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主要是由于农村生产能力难以提高所导致的。李国正（2020）指出，乡村凋敝的表征之下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从乡村向城镇的单向流动，其根源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壁垒。张克俊、唐新（2019）指出，我国城乡二元的要素市场结构导致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交换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突出，加剧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仍受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制约，农户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有偿退出机制没有建立。蔡秀玲、陈贵珍（2018）指出，造成资源要素单向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是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商业部门在生产率上的差异导致的，而城市对农村的吸附效应与资源单向流动格局已致使农村失去了生产要素的有力支撑，企图通过城镇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效果不容乐观。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关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要求农业资源要素新质化组合（蒋永穆、李明星，2024）。然而，由于新质生产力理论提出时间较短，关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如何形成的相关讨论较少，更不用说将新质生产力理论纳入城乡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而本文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将新质生产力理论纳入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框架，从而弥补了这一缺失。

四、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关系走过了城乡二元分割阶段、以城市为重点的城乡关系调整阶段、城乡统筹阶段，目前正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演变。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因为只有在要素合理流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实现突破才能实现产业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那么怎样才能推动新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进而构建城乡融合背景下的新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长效机制呢？基于前文的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构建新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长效机制也应该从创新入手。这里的创新主要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要搭建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公共基础平台，出台鼓励要素自由流动的扶持政策。其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要想推动新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就必须改革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这是横在城乡要素流动面前的拦路虎。具体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弥合城乡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异，让要素能够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同时享受公平的待遇。最后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和供求机制等来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市场并非万能的，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保驾护航，因此应更好发展政府职能，做有为政府，从而始终让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得到有效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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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后凯，闫坤主编.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