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一）培养涉外律师人才的紧迫性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十年多来，我国各层面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跨境电商和海外投资的快速发展背景下，国际合作已成为常态。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贸易和投资越来越活跃，催生了规模庞大的海外利益，对法律保护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日趋复杂，涉外法律律师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构建中国的法治话语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近年来，尽管我国律师队伍建设得到了较快增长，但具备国际法律服务专长的人才仍然匮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市场的需求，甚至在某些专业领域，中国律师尚未涉足。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灵活性、安全性，与我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不符，因此，建立起一支可迅速投入服务的涉外法律律师队伍队显得尤为迫切。

（二）涉外律师业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展现了深远的变革力量，通过整合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地的经济版图，催生了一个惠及沿线数十亿人口、经济规模宏大的市场网络。该市场以其多维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为特征，包括种族、宗教、经济、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环境影响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元元素。这一背景决定了涉外律师在法律服务领域的核心角色，其专业技能需求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趋势。例如，在经贸领域中涉外律师业务涵盖以下事务：处理国际贸易中的合同纠纷、海关和关税问题、国际争端解决等；为跨境投资项目提供法律论证、开展尽职调查，协助处理投资争议等；代理跨国知识产权争议和行政许可等；代理跨国婚姻、继承和家庭纠纷，以及海外移民、离岸财富托管等；为中国企业赴境外投资或者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涉及的外汇、税收、劳工等问题，提供法律与政策咨询；参与企业发行涉外债券、进行项目融资、申请国际贷款等；参与企业在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股权转让及引进风险投资等，参与办理跨国刑事案件、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为各类展会、论坛、经济区及产业园区等提供法律支持。

二、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路径

当前国际争端主要涉及国际贸易争端、投资争端和一般商事争议，争端的处理方式主要分为诉讼和非诉讼，其中非诉讼方式即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ADR模式）又涵盖了协商与谈判（双边解决机制和多边解决机制）、第三方进行调解或仲裁。

（一）跨境诉讼

跨境诉讼可以通过申请财产保全、临时禁令等措施，使权利及时得到保障，还可以一次性解决涉及多方当事人、多份协议的商事争议，解决纠纷的效率较高。此类方式的局限性在于管辖与执行存在不确定性，‌保密性不够，送达困难等。

（二）双边解决机制

双边解决机制由当事方直接进行协商与谈判，能够快速处理纠纷，但是这依赖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弱势方可能要作出较大的让步。

（三）多边解决机制

多边解决机制的优势在于其具有的包容性，平等对待所有成员国；并且规则透明，减少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其弊端是：争端解决时间漫长，决议的执行存在困难；成员国的利益分岐多，部分国家的诉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

（四）第三方调解或仲裁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以及其他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就属于第三方调解或仲裁，此类机制具有灵活性、保密性和中立性等优点。不过，DSB和ICSID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仅适用于成员国、受强权政治影响等弊端。

三、培养涉外律师人才的机制和方法

涉外律师人才的培养应以熟悉国际法规、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和掌握工作语言为核心，通过构建以专业化、实践导向的教育体系，确保所培养的涉外律师人才，能满足国家和市场的需要，发挥真正的作用。

（一）打破门槛，鼓励相关主体共同参与

鉴于我国当前涉外法律人才的结构性缺口与紧迫需求，有必要在培育策略中避免过于严苛的准入限制，推广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协作机制，鼓励政策制定者、顶级学府与普通教育机构、法律实践机构、工商界及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多元主体的广泛介入，以协同构建适应性培养框架，从而有效响应人才急缺的挑战。

（二）立足本地实际，实行差异化培养

可依据诉讼仲裁与非诉讼两类主线构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框架。诉讼仲裁型人才专注代理跨国司法诉讼及第三方调解、仲裁事务，以实践经验积淀推动法制规则创新与国际贸易架构的重塑。非诉讼型人才则侧重于咨询服务与法律顾问角色，致力于提供法律宣传和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和投资者规避潜在的法律问题。各地应基于区域市场特性与资源，以本土政府和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实施精准定位的培养策略，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打造个性化培养路径。

（三）培养专精人才，避免同质化

短期内应以扩大涉外律师人才规模为主，同时要确定中长期培养方向，避免同质化培养。在人才培养上注重点对点的小班化培养，使涉外律师人才能够专精一面或者专精一国（地区），以适应不同领域的多样化需求，形成法律服务行业的生态链，这有利于提升涉外业务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四）适度推广小语种教育和跨学科教育

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习惯，适时推广小语种教育。同时，应积极开展跨学科教育，使涉外律师人才在处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涉及能源、基础设施、加工制造、数字经济、有色金属、农业、金融、卫生等多个领域经贸纠纷时具备相关背景知识，更好应对突发情况

（五）支持法治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实习和工作

当前国际组织中我国雇员和官员的任职比例偏低，对国际规则和惯例的了解有限，影响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我国应该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法治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实习和工作，特别是国际法院、仲裁机构、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查明机构等，这也是培养涉外律师人才、拓展实践教学空间的一个有效途径。

（六）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地缘优势

我国的教育资源具有东强西弱的特点，优质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在法学教育、语言教育等方面存在明显弱势。但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和支点，在国家予以支持，给予适当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同时，中西部地区也要注意发挥地缘优势，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弥补自身短板。

（七）注重德才兼备，胸怀祖国

培养涉外律师人才的目的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把中国和而不同的理念运用到全球治理当中。因此，对涉外律师人才的培养一定要重视品德教育和爱国教育，把家国情怀、民族感情根植于内心，真正做到为国学艺、为国出力。

（八）利用好留学生资源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人群中，蕴藏着宝贵的资源。这一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应当被巧妙地撬动，以推进在法律、文化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提倡留学生融入中国涉外律师人才的培养体系，凭借其跨文化理解与地缘认知，助益于法律教育和实践，同时对推进国际劳工合作的多边理解和协作产生深远的积极反响。

四、培养涉外律师人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

（一）促进业务全球拓展，持续改善国际营商环境

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对于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不仅能够助推国内企业拓宽国际市场份额，提升全球竞争力，有力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稳健推进，还能够多维度地影响到国际政治、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交流合作。在全球化进程中，涉外律师队伍也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中华法治理念、和谐共处哲学等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播者，在国际舞台的议程设定、规则形成与秩序维护中积极发声；又是外来优秀法治文化、政策智慧及市场经验的引入者，持续推动国际营商环境的正面变革。

（二）丰富国际争端处理经验，促进国际规则的公平公正

在全球经济环境的动荡期，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领域的争端日益凸显，涉外法律人才介入国际经济纠纷的调解，能深化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解，抵抗外来干预，确保司法主权。他们不仅挑战发达国家的强权倾向，抵制不合理的“长臂管辖”，还依据动态环境创新和塑造国际法规，以推动一个平衡和谐的全球经济秩序，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实现国际司法体系的公正性。

五、结语

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亟须秉持实效性与针对性原则，基于国家与市场需求，实施精细化策略，针对多元领域和国际地域，定向塑造一支专业化、地域化的律师团队，以防止同质化竞争的恶性循环。通过实际操作的历练，提升这一人才群体对全球经济法规的娴熟运用，倡导中国法治精神，增进国际商业环境的优化，累积国际纠纷解决的实战经验，从而保障我国的海外权益。构建培育框架与策略时，应立足即时需求，降低准入壁垒，激发全方位社会资源，确保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协同效应。同时，鉴于形势的动态性，需适时调适培育模式，坚持以市场为引领，确保涉外律师人才能各展所长，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兴旺贡献坚实的法治支持。

参考文献：

[1]张丽英,肖怡婕．国际法律人才培养现状及发展模式探析．载《“一带一路”法律研究》．2022年第五卷

[2]杨立民．“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律师业“走出去”问题研究．载《“一带一路”法律研究》．2022年第五卷

[3]王祥修,赵永鹏．“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及方案．载《法学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4]郑曦,顾佳浩．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反思与机制完善．载《法学教育研究》2023年03期

[5]张法连．加快培养涉外法治人才．载《瞭望》2023年第7期

[6]张晓君．切实加强新时代区域国别法治人才的培养．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7]张建．RCEP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完善．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陈天鹏，男，1980年5月生，汉族，河南长葛人，河南郑港律师事务所主任，二级律师，本科学历，专业方向：公司治理、不良资产、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

陶源，女，1986年3月生，河南荥阳人，河南郑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三级律师，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公司治理、商事合同、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