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让学界再次关心起中美两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而要使历史经验能够真正对于当代国际关系实践——尤其是国际危机管理——有借鉴意义，那么案例间的对比和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乏这种意识，则可能会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犯下历史类比的错误。所以，本文会适当涉及“一战起源”的历史智慧在中美两国战略互动层面的适用性。

二、国际关系理论与“七月危机”

针对危机当事国的简要描述，其背后隐含了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界讨论频繁的问题。首先，从战略互动的角度审视，20世纪初欧洲大陆盛行的秘密外交造成了行为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问题极其容易造成危机行为体之间寻求政治解决的尝试失败。比如，奥俄两国外长私下就波黑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地位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其没有得到欧洲协调的认可，这就导致沙俄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进而引发了波黑合并危机。另一方面，塞国对大塞尔维亚的执着实际上造成了“不可分割问题”，这同样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制造了问题。总之，当行动者面临效率低下的风险时，如缺乏信息、可能产生误解、不合理或反映国家利益的政策制定受到限制时，冲突升级的风险就会增加。总之，“战争是承诺问题”。
而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由安全困境螺旋所引发的军备竞赛和极度不安全感造成的。当然，如果按照广义的安全困境的要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方显然都具备进攻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符合安全困境的“善意假设”。不过，依然有学者从攻防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的角度论证“七月危机”前，各国由于主观上认为攻防平衡有利于进攻，存在“机会窗口”，才义无反顾踏上战争的道路。但问题在于，与其支持者带有的“技术决定论”相左，军事技术的更新的确会影响战争的烈度及形态，但未必会影响攻防平衡本身。因为一件武器或是一项技术并不能被限制在仅用于进攻或是防御的场景中，因此，“技术决定论”本身就不成立。此外，有学者对攻防平衡是否有独立的因果效用表示怀疑。因为战争本身是由政治决定的，是由领导人的意图决定的，而领导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攻防平衡不可能是唯一影响其决定的变量。如果我们采用理性行为体的假设，攻防平衡充其量可以影响领导人的成本-收益考量，从而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具体到经验层面，无论是德国还是沙俄甚或是英国，其参与战争的决策背后是政治动机，德国不能抛弃自己的盟友奥匈帝国，也希望打破协约国集团对自己的包围态势；沙俄希望扩大影响力或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这些动机归根结底是政治性的，而非由攻防平衡所驱动。且有学者深入考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军事学说（military doctrine）后指出，以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为首的德国高级将领并没有错误地认为，当时的攻防平衡是倾向于进攻方的，他们对于进攻可能遭遇的阻力与困难有充分的估计，所以，所谓的“进攻崇拜”只不过是一些学者对于历史资料的一厢情愿的理解。

理论取向在解释七月危机升级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或许这就是结构性解释的天然弊端：在处理具体的历史情境与国家间战略互动时，结构性解释往往会损失历史细节，失之简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结构性因素的学者才会警告我们，在将结构性理论应用于对外政策研究时要慎之又慎。或许七月危机给我们的理论启示是，在重视结构约束的同时，更应该承认行为体本身的能动性（agency），即使这种能动性受到结构限制。

三、中美竞争与“七月危机”：历史复调抑或旧瓶新酒

中美竞争与19世纪末期的大国对抗相比较，既有相似之处，却也更加复杂，涵盖领域众多，手段也更加复杂。但同样重要的是，政治意愿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美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国关系的相似之处

，中美两国与英德两国都属各自国际体系的头部国家。在经济领域，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国际体系中的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十月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基于市场汇率计算约为美国的68%，而依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经为美国的120%。根据中国商务部披露的数据，2022年中国全年进出口规模达6.3万亿美元，连续6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尽管如此，美国因美元在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仍然在经济领域享有举足轻重位置。具体而言，美元在2023年11月占全球支付货币的47.08%，而人民币仅占4.61%。美元的强势地位赋予了美国无与伦比的国际货币权力。而享有国际货币权力的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进而增强自身实力，反过来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显然是当前国际体系在经济领域的头部国家。

在军事能力方面，中美两国也领先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统计，在2022年全球排名前10的军火公司中，有5家美国公司、3家中国公司，前20名中有9家美国公司、6家中国公司。这组数据或许比各国军费数额的比较更能直观地展示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工业能力，因为军费可能被用于军队规模的维持而非装备更新或增加部队编制。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都装备着一些顶级装备，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于2020年新服役的055型大型驱逐舰，被认为代表了世界上水面舰艇的顶尖水平。而美国在2023年完成了新型战略轰炸机B-21的首飞。尽管新装备的可靠性仍需时间检验，但其服役本身就说明了国家的军事能力。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英德对抗的场景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两国均在海军方面投入巨资。德意志帝国希望追赶英国的脚步，而英国海军渴望维持“两强标准”——其规模与其身后的两大海军强国规模之和相等。其结果是两国的无畏舰竞赛。纵然引领了后来的无畏舰风潮，但这种“奢侈舰队”在战前似乎也只有英德两国才能大规模负担。综上所述，中美两国与英德两国在军事领域也是各自国际体系的头部国家。

其次，中美两国间与英德两国间均存在重大结构性矛盾。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变量，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等学者认为，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约束着国家行为，推动着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竞争。这种结构约束在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认为，当崛起国的实力接近主导国时，两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变大，因为崛起国利益很可能无法得到很好地伸张，同时主导国也面临着向崛起国让渡权力与利益的困难抉择。这种困境客观地存在于中美两国之间与英德两国之间。

故对于英德两国而言，结构性矛盾随着双方陷入安全困境的升级螺旋而不断激化。

（二）中美两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

中美竞争与百年前的历史情势的相似之处，证明以古鉴今有其合理性。然而，历史并非循环往复的乐章，不同的历史阶段伴随着独有的特征。抛却与20世纪初期国际体系的相通之处，中美两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复杂”意在说明国际环境对国际行为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有助于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也可能限制行为体的政策选择，从而推动危机与战争的发生。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中美两国嵌于由国际制度构成的复杂网络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相比于以往，的确更加规则化，各种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在参与世界政治的过程中，试图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国家对这些国际制度的利用与社会化，制度性权力或规范性权力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些国际制度为新兴国家提供了融入主流国家集团的途径，以获取制度性利益或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国际体系中的强国甚至可以通过“退出”或“呼吁”（voice）来创建新的国际制度或向现存国际制度施压，促其向对其有利的方向改革。然而，存在权力不对称的场所，就存在武器化的可能。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在建制后即享有较大的权力优势，其可能将这种权力优势兑现为影响力杠杆，向崛起国施压。另一方面，即使崛起国实力足以支持其建立新的国际制度，新旧制度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其他行为体也可能因制度锁定与路径依赖因素而对新制度采取观望甚至抵制的态度，从而导致建制失败。即使新制度成功存活下来，也可能在发展与演化过程中逐渐与现存制度趋同，甚至有些新制度本身就是以补充现存制度的角色出现的。例如，有研究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等现存制度之间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制度作为大国竞争缓冲器的作用会受到很大限制。

其次，当今世界是存在核武器的世界。自核武器问世以来，学者们通常认为其极大地有利于防御，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将领土征服或大国战争的成本推高到不可接受的地步。这种划时代的变革，被称之为“核革命”（nuclear revolution）。大国战争的高成本使我们踏入“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在此背景下的大国竞争，主要通过争取向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方式进行。从理论上看，这种情势严重限制了当代大国竞争的烈度，有利于保持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和平。然而，国际环境是动态的。军事技术的创新，尤其是高超音速精确打击武器的部署，严重威胁核国家核力量的生存，从而使“核革命”神话不再。一旦先进常规武器对核力量的解除武装（counterforce）能力出现质的飞跃，优势一方将有极强的动机对其拥核对手发动打击。反过来，核弱国由于自身核武库面临极强的脆弱性，其在危机时有强烈动机首先发射其尚存的核武器。显然，这一前景极大地提升了未来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

具体到中美竞争的情境下，情况可能并不令人乐观。中美竞争的最极端形式是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随着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对外政策的日益自信，中美冲突的前景引发了学界关注。中美冲突的主要场景是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统一问题上爆发冲突。学界认为，中美冲突的场景下存在着核升级的风险，因为中美两国的指挥控制及通信链路都存在核常两用的情况。在这种纠缠的情况下，极易发生误击和误判事件。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PLA Rocket Force）核打击能力的不平衡及核常兼备的特点，也加剧了中国核力量的脆弱性，使得危机升级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

此时，面对这种情况，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各自面对着艰难的选择。对美国来说，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是否要用武力阻止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统一进程。如果选择干涉，那么两国将面临核升级的风险；如果选择不干涉，可能面临亚太地区联盟体系动摇甚至瓦解的风险，同时，中国统一的完成可能将极大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投送能力，从而威胁美国的海上航道安全。而中国则面临着是否需要在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选择。鉴于中美两国在核力量及常规力量上的差距，客观上两国是否实现相互确保摧毁尚有疑问，为了使自己的核威慑有效，中国可能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核姿态。也就是说，中国可能面临着当前的战略利益是否值得冒遭受不可承受之风险的选择。

（三）警惕中美竞争中的“萨拉热窝事件”

如前所述，中美竞争与七月危机前的国际环境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两对国家面临着几乎一致的战略局面；不同的是，中美竞争中的非行为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客观上来说，因为中国的不结盟政策，以及美国履行盟约的不确定性，中美之间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弱小盟友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并不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就不太可能发生当代的“萨拉热窝事件”。上文曾提到，建立新制度是崛起国增强自身权力位置，获取更大利益的重要方式。但正因为在当代的大国竞争中，制度竞争十分重要，所以竞争失败的一方将有强大动力通过武力方式避免自己的失败。另一方面，国家是理性行为体，都希望追求自身安全。因此，政治安全往往排在国家利益的首位。但事实上，政治安全的具体内涵是由各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客观上存在不确定性，考虑到国际关系中意图的不确定性被广泛承认，政治安全的不确定性也只是程度问题。因此，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不能排除一方实际上威胁另一方政治安全的可能性。而七月危机之所以会演变成世界大战，与斐迪南大公遇刺严重影响奥匈帝国政治安全密不可分。

五、结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10年了。但其发生的缘由依然吸引着我们去探索。通过回顾“七月危机”发生的经过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发现，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结构性压力显著，某些国家也同时经历着国内政治问题，但感知局势、做出战争决定的依然是人。同时，现有的对“七月危机”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似乎过于重视结构层面的因素，而忽视了施动性在危机中的角色，少数引入观念或心理层面因素的研究多少都具有决定论的色彩。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通过对目前中美关系及1914年7月国际形势的对比，本文提出，中美竞争与七月危机前的国际环境既有相似之处，但又十分不同。总的来说，国际制度网络及核武器的存在既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也为未来可能的危机升级埋下了伏笔。要想破除中美两国零和博弈的局面，需要两国以大局出发、相向而行，充分考虑彼此关切，合理推进对外政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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